學人小傳
饒宗頤（1917—2018），生于廣東潮安，號選堂。先后執教于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西泠印社社長。治學領域涉及敦煌學、甲骨學、簡帛學、中國古代史、目錄學、文學史、書畫等。在敦煌學方面，著有《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敦煌曲》《敦煌白畫》《敦煌琵琶譜》等；在甲骨學方面，編著有《甲骨集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日本所見甲骨錄》《甲骨文通檢》等；在簡帛學方面，著有《簡帛文藪》《長沙楚帛書研究》《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等；在中國古代史方面，著有《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選堂集林·史林》等；在目錄學方面，編纂有《詞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等；在文學史方面，著有《選堂賦話》《文選卮言》《文轍——文學史論集》等；在書畫方面，著有《書學叢論》《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八大山人畫說》《虛白齋藏書畫解題》《虛白齋書畫錄》等。曾獲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別貢獻獎、香港特區政府大紫荊勛章等。
饒宗頤先生是名滿天下的學術大家，有人把他與錢鐘書先生并稱為“南饒北錢”，也有人把他和季羨林先生并稱為“南饒北季”。
饒公天資聰穎，自幼酷愛讀書，其詩、文、畫及目錄學和儒、釋、道等方面的知識、學養以及治學方法等均來自家學。他家中藏書豐富，有十萬部之多，因終日浸淫其中，以至進入正規學校讀書時發現老師所講的他都已經知道了。再加上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遂經父親同意后，他改為在家自學。所以，饒公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屬于自學成家。
饒公治學，始于整理鄉土文獻。他16歲開始續撰父親饒寶璇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兩年后告竣，受到學界好評。1935年，他19歲時即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并加入顧頡剛創辦的禹貢學會。1939年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后歷任華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無錫師專教授、廣東文理學院教授。移居香港后，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1968至1973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3年后，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
饒公在敦煌學、甲骨學、簡帛學、詩詞學、潮學、中國古代史、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文學史和書畫等領域都做過深入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僅跨越了諸多領域，甚至跨越了歷史學、文學、藝術學、哲學這四大學科門類，被學界譽為百科全書式的碩學通儒。
當今的學術研究日益專門化，絕大多數學者難以跨越學科間的界限。甚至同一個學科也被細分為諸多二級學科和專門領域，學者大都在某一狹小的領域內從事專門研究。就歷史學研究的現狀而言，雖然很多研究者可以在某一斷代史或專門史取得重要成果，但能打通不同斷代史或專門史的學者就很少見了。而像饒宗頤先生這樣能在多個學科門類取得重要成果的學者，現在已經很難見到了。歷史經驗表明，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研究往往能為學術研究提供新的發展契機。在這種情況下，饒宗頤先生的跨學科研究特別值得提倡和發揚。
因為各種機緣，我有幸與饒宗頤先生有過多次接觸，每次都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初見饒公
第一次見饒公是在1998年，我從臺灣訪學返回北京的途中。當時，北京不能直飛臺灣，要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赴臺。從臺灣返回北京，也還是必須經過香港中轉。我從臺灣返回時，安排了在香港稍事停留。當時，好友趙和平兄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我就請他幫我在中文大學預定了兩晚的房間，主要是希望借此機會能拜見久仰大名的饒公，同時也順便到香港各處看看。
和平兄向饒公轉達了我的請求，饒公提出在跑馬地住所附近的一家餐館請我吃飯。那天，和平兄陪我從中文大學乘車到達吃飯地點。我們剛到不久，饒公也緩步走來。初見饒公，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完全沒有碩學鴻儒的架子，而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恂恂雅士。席間，我們談到敦煌曲子詞的研究，饒公說起日本學者與任二北先生關于敦煌曲子詞的爭論。饒公認為日本學者對任先生的批評是對的，得到和平兄的附和。我當時認為日本學者對任二北先生的批評并不公正，所以就冒出了一句“日本人也太不說理了”，弄得饒公與和平兄都很尷尬，這個話題就聊不下去了。事后回想起來，是我太冒失了。因為饒公和任二北先生有關敦煌曲子詞也有爭論，饒公說起這個話題，是想借日本學者的看法來說明任二北先生對饒公的批評是錯的。我在中間一攪和，饒公心中的尷尬恐怕要甚于和平兄。
現在看來，我當時的看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任二北先生致力于敦煌曲子詞研究幾十年，不僅在20世紀50年代就出版了《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錄》，并且在1987年推出了三巨冊《敦煌歌辭總編》，應該是世界范圍內整理和研究敦煌曲子詞貢獻最大的學者。任先生關于敦煌曲子詞整理和研究的特點是廣征博引、長于疏解。當然，對于文字校錄，任先生也是重視的。據周紹良先生回憶，“文革”期間，為了查閱敦煌曲子詞的圖版，任二北先生曾專程從揚州到北京，住在旅館內，每天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查閱敦煌遺書的縮微膠片。在當時，國內像任先生這樣下這么大功夫的學者，應該是為數不多。長期以來，學界多斤斤于任先生有關敦煌曲子詞文字校錄的一些錯誤，有意或無意地淡化了任先生關于敦煌曲子詞整理和研究的歷史性貢獻。我至今也認為這是不公正的。任先生當時沒有條件到國外去看曲子詞原件，只能看縮微照片，原件上的朱筆涂改和用朱筆添加的文字在黑白照片上顏色很淺，以至基本看不到。而饒公和日本學者有條件到法國和英國去看原件，可以依據原件校正任先生所錄曲子詞的錯誤。可惜任先生不了解這些情況，于是認為饒公等改動的敦煌曲子詞釋文是臆改的，添加的文字也是擅自添加的。如果就事論事，任先生對饒公的指責和批評當然是錯的，但也確實是事出有因。我當時為任先生打抱不平，主要是認為不能因為以上小錯就否定任先生的巨大貢獻。問題是，請我吃飯的是饒公，并不是任二北先生，我作為客人不但沒有順著主人的意思讓主人開心，反而說出了令主人難堪的話，更何況主人還是令人尊敬的前輩！現在想想，我當時真是少不更事。但饒公并未和我計較，又轉移話題聊了很久，最后是滿座皆歡。飯后饒公還請我到家中聊了一會，說明他是真的沒有計較我的冒失和魯莽，確有大家的雅量和胸襟。
往來之間
1999年，首都師范大學決定聘任饒公為顧問教授。饒公攜女兒饒清芬來校接受聘書并做學術講座，歷史系領導讓我負責具體接待工作。那次饒公就住在我們學校的招待所內，我安排他參觀了我們系的文物室和資料室。其間，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代表首都師范大學書法研究所聘請饒公為該所顧問，饒公愉快地接受了。記得那天中石先生有點拘謹，可能是怕耽誤饒公的時間，剛說完正事就起身要告辭。我感覺應該讓兩位大家好好聊聊，于是就對歐陽先生說，多坐一會無妨。中石先生才又坐下來和饒公攀談。中石先生告訴饒公，自己是“左球明”（諧音左丘明），右眼近乎失明，所以在聊天時得讓饒公坐在他的左邊，他才能看得見。
饒公那時已經年過80，而日程安排得比較緊湊。饒清芬小姐告訴我，饒公可以通過調息解除疲勞、恢復精力。活動中間，我就近找了一間辦公室，讓饒公獨自在里面打坐調息。半小時后，饒公就精神煥發地出來了。看來饒公得以健康長壽，有自己的調養之道，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饒公的講座，因為和我上課的時間沖突，我未能聆聽。不過我特意把講座的地點安排在了學校的國際會議廳，那是當時我們學校最大的公共空間了。演講由寧可師主持，校長齊世榮先生也參加了。演講結束后，齊世榮先生做了講評，對饒公的學術給予了很高評價。活動結束后，同事告訴我，演講效果很好，熱烈而圓滿。
2003年，饒公利用“敦煌研究計劃”邀請我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三個月，時間是9月至12月。此時正值饒公身體不好。2003年上半年，他得了一次小中風，雖然很快就控制住了，但完全恢復需要較長的時間。我9月到香港中文大學報到的時候，他的身體也還在恢復中。那時他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每周都到校，只是我剛來的時候特意過來和我見過一面。以后的三個月間，似乎他只來過兩三次。平時有事，我可以找饒公的助手鄭會欣和沈建華。他們兩位，特別是鄭會欣兄給了我很多具體幫助。饒公送了我一冊他的書法集、一冊繪畫集、一本論文集，我把書法集和繪畫集放在枕邊，每天晚上睡前翻看一會，心中常常涌出對饒公多才多藝的欽羨之情。
香港中文大學的藏書很豐富，雖然散在不同的圖書館，但訪學人員都可以借閱，借還手續也都很簡便，所以在這里從事學術研究還是很便利的。香港中文大學的缺點是平地太少，多數建筑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港大也是如此），在校區內來來往往都要上山或下山。校內有校車提供來往的擺渡服務，校車往返于各書院和辦公區，上下都是盤山路，每次都是九轉十八彎。自幼生長在北方平原的我，對這種建在山坡上的大學很不習慣，每次乘校車都是提心吊膽的，也很佩服香港司機高超的駕駛技術。我們住的宿舍也建在半山坡上，給人不穩定的感覺。剛到的時候，我很長時間晚上都睡不好，總是擔心半夜會從山坡上滑落。
2003年以后，我多次參加有關饒公的重大活動和慶典。其中，對2010年在莫高窟舉行的慶賀饒公95歲華誕活動印象較深。那次饒公以95歲高齡親臨莫高窟，但我卻錯過了開幕式。那天，我和幾位學者飯后一起步行前往會場，沒有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車。當我們走到莫高窟前時，才發現會場不在那里。這時候已經到了開幕式開始的時間，而我們幾個卻不知道會場在哪里。突然，我們聽到高音喇叭在呼叫我到主席臺就座，這時才知道會場在距離莫高窟有一段路程的國際會議廳前。從莫高窟返回國際會議廳，走路大約需要十分鐘，遲到的我沒好意思在眾目睽睽下登上主席臺，因此失去了一次與饒公同臺的機會。
最后一次與饒公見面，是2015年參加在香港舉辦的“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慶典”。那次與會者有千人之多，我本不好意思打擾饒公，所幸鄭會欣兄向饒公請示，準許我上前和饒公打個招呼。在我和饒公握手的時候，會欣兄還幫我們照了相，成為我和饒公的最后一張合影。那次和饒公握手，還能感到他的手很有力量。
2003年在香港訪學時，我感覺饒公的身體并不太好。他站著講話或致辭，時間稍久一點，看上去像站不穩的樣子，要靠手扶麥克風的立柱作為支撐，給人的感覺已是風燭殘年。但后來的十幾年間，每次見面，我都感覺他的身體比2003年的時候好，而且越來越好，最終竟能闖過百歲大關。所以，我一直認為饒公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不但創造了諸多學術奇跡，也創造了戰勝衰老的長壽奇跡。這一方面應該是由于他調養有道、保養有方，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具有寬廣的心胸和仁愛之心，所以能夠達到“仁者壽”的境界。
飲水思源
饒公對內地學術的推動和扶持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策劃并實施“敦煌研究計劃”。
這項計劃是分批次邀請并資助內地中青年學者到香港中文大學“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做一個月至數個月的學術研究，提供宿舍和一間辦公室，辦公室內配備有部分重要圖書，學者也可以借閱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資料。這項計劃啟動于1991年，第一個邀請的是中山大學的姜伯勤教授。其后陸續邀請了項楚（1991年）、榮新江（1992年和1995年先后兩次）、王素（1995年）、鄧文寬（1997年）、陳國燦（1997年）、趙和平（1998年）、陳明（2000年）、余欣（2001年），我是最后一個。在此期間，還有幾位雖然研究課題不是敦煌吐魯番方面，但也是由“敦煌研究計劃”支持并邀請的，依次是劉釗(1995年至1996年)、胡平生(1997年)、王輝（1998年）、陳偉武（1999年）、劉昭瑞（1999年）、李均明（2000年）、唐曉峰（2000年）、陳煒湛（2002年）。此外，還有張涌泉、黃征和楊銘雖然沒有到香港，但也接受了這個計劃的資助。
從以上名單可以看出，饒先生邀請的中青年學者都是一時之選。在內地，他們都有繁忙的教學任務和其他工作；在香港訪問期間，他們既沒有教學任務，也沒有各種雜事的煩擾，可以專心就自己設計的研究課題進行深入研究。唯一的要求是在港期間或回內地后完成一部書稿。以我為例，雖然從事中國古代社邑研究20多年，但始終不能集中一段時間把相關成果整合起來，直到接受饒先生的邀請，才在香港利用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一書。可見，饒公設計的這種類似閉關式的短期學術訪問，對中青年學者出成果是十分重要的。“敦煌研究計劃”推出了一批優秀人才和成果，從而推動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和古文字學的發展。
和香港各大學教師的工資相比，“敦煌研究計劃”給受邀者提供的研究津貼并不算多，但可以滿足受邀者在港期間的各種支出。如果不是大手大腳，還可以略有盈余。鑒于當時內地高校教師的工資水平還不高，盈余部分對改善受邀者的家庭生活也不無小補。特別應該說明的是，“敦煌研究計劃”雖然是以香港中文大學為邀請方和駐地單位，但經費是饒公通過“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籌措的，多數是個人捐贈。可以說，饒公是靠個人的影響和魅力推動了“敦煌研究計劃”的實施。
饒公對內地學界支持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推動創辦新的學術刊物、資助優秀學術著作出版。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學者的研究熱情高漲，但專業期刊較少，論文發表的園地有限，專著的出版也很困難。內地從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也同樣遭受到這樣的困擾。在這樣的背景下，饒公多方籌措資金，策劃并支持在內地創辦新的學術園地，資助優秀學術著作出版。
1995年，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在季羨林、周一良和饒宗頤等先生支持下，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謀劃創辦《敦煌吐魯番研究》，以書代刊。最初的創辦資金由饒公募自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和泰國華僑崇圣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該刊于1996年正式出版，季羨林、周一良和饒宗頤三位先生任主編，榮新江主持編輯部工作。季先生和饒先生還親自為創刊號撰寫宏文。自2005年，即《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八卷開始，由我任編輯部主任，主持該刊的編輯工作。2018年饒公仙逝以后，編委會推舉我繼任該刊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自創刊至今，20多年來，已陸續出版20卷，發表論文和書評近千篇，很多在敦煌吐魯番學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論文都是在這本雜志上首發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用稿以論文質量為準，不論資歷，在提高雜志論文質量的同時陸續向學術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學者，很多學者都以在此刊上發表論文為榮。
自《敦煌吐魯番研究》創刊至饒公去世，饒公募集的資金一直在這本刊物的出版資助中占有重要地位。饒公去世以后，香港大學的饒宗頤學術館秉承饒公遺志，至今仍然堅持為雜志提供部分出版資助。
在推動學術著作出版方面，饒公策劃并主編了“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叢書”和“補《資治通鑒》史料長編稿系列”，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陸續出版，不收取出版資助。這兩個系列先后出版的著作有20多種，包括饒宗頤《敦煌琵琶譜論文集》《敦煌琵琶譜》，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導論》，楊銘《吐蕃統治敦煌研究》，黃征《敦煌語文叢說》，池田溫等《敦煌文藪》（上），姜伯勤等《敦煌文藪》（下），王素《吐魯番高昌文獻編年》，王素、李方《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趙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陳明《敦煌出土胡語醫典〈耆婆書〉研究》，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等，這些論著都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代表作，極大推動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是中國敦煌學的騰飛時期。在這騰飛的過程中，饒公不僅率先垂范，不斷為中國敦煌學的發展添磚獻瓦，還扶持、幫助、提攜了很多內地中青年學者。而今，中國敦煌學研究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已完全掌握了國際話語權。飲水思源，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饒公作出的巨大貢獻。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18日 11版）
作者：郝春文（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
